（史念海先生）
一、守望
年2月18日，在南方已是孟春时节，万物萌动，草长莺飞，而我却平生第一次出川，乘坐渝京特快北上，北上。列车呼啸着穿越一个又一个隧洞，从秦岭之颠飞速下降，扑面而来的却是凛冽的寒风和光秃秃的黄土田野。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难道这就是素号风物繁华、十朝帝都的八百里秦川，我梦寐已久的求学都会、我景仰的导师史念海先生工作的地方？
大学毕业之前，除读了读文绉绉的《河山集》外，还从一个曾在陕西师大历史系与先生共事过的老师处了解到先生的点滴事迹。据说先生是顾颉刚的弟子，早年在辅仁大学、复旦大学学习、工作过，文革时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了牛棚，后来因国防建设的需要，再次被“解放”出来，参加了西北地区历史军事地理的研究工作，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地理“三巨头”之一，又是陕西师大副校长，但平时对人却十分和善，念旧。这位老师说，她女儿结婚，先生还特地托人不远千里送了一床被面。在我想象里，先生大概是严峻其表而慈善其心的长者，敬畏之感油然而生。
两天后，我和同门费省、辛德勇一起到先生家见面，在座有即将为我们上课的黄永年老师、曹尔琴老师和系领导上官鸿南老师。先生方颐广额，透露出他的睿智和渊博，体态有些发福，给人的印象应该是宽容大度。说话温文尔雅，很客气，山西方言也不算太难懂。他大致交待了一下今后上课的注意事项，要求我们从读史、汉开始，每周记读书日志，并写一篇读书札记，他要检查。而且特别叮嘱，问题要从读古人书中得，不要照抄别人的成果，宁可劳而无获，不可不劳而获。
我感到了压力，尽管先生外表给人的印象是那么和善慈祥，并非原先想象的那么高严，但在学业与学术上，却是慈善其表而严峻其心。我明白“严师出高徒”的道理，我希望这样，这正是我喜欢的老师！
我注意到，先生的额纹像刀刻似，颜面像古铜色，与黄土高原的风土色调十分协调，有一句歌词叫“风沙吹老了岁月”，用在先生身上再好不过。是啊，它们难道不是半个世纪的磨砺蹉跎，半壁河山的风刀沙剑留下的印记吗？
在后来的上课过程中，我还注意到，先生的衣食住行都不十分讲究，没有什么派头。几次见他中山装下套穿棉衣，鼓鼓囊囊的；遇有客人或外出，才穿穿西服、大衣，但是好像没有熨平整，或是材质不高的缘故，总之感觉不是那么笔挺。直到我们硕士毕业，先生仍然保持着朴素的衣着。饮食上除早上喝一杯牛奶外，似乎没有其它滋补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太喜欢吃肉，只喜欢吃馒头稀粥，外加几碟小菜。饭量很大，三四个大馒头一会儿就吃完了，外出考察，也喜欢吃中式面食，很少用米饭和西餐，我想大概也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不过这可是我学不来的。再就是喜欢喝茶，每次我们上课，先生都坚持亲自为每人倒一杯，也不让师母郝先生（她身体不太好）帮忙，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有年我母校西南师大历史系主任杨光彦老师拜访先生，先生设家宴款待，让我去作陪，他让二女儿先智姐下厨做的饭，虽不十分丰盛，却也十分可口。先生的住屋，虽然当时在全校算是比较宽绰，但家里人多，并没有辟出自己专门的书房。一间厅堂中间用布幔一隔，外面是客厅兼课室，里面是书房兼卧室，空间顿然变得十分狭小。客厅除了几个沙发，也没有多少艺术陈设，只挂有几幅不知谁送的字画。83年我们随先生在大理考察，见市面有一块水墨画似的大理石板，都说好看，先生便买了回来，放在茶几上，过了几年，也没见他找人镶嵌好。外出考察，什么车都坐过，先生从不挑剔。我们多次簇拥着先生挤公共汽车，总是身体壮实的德勇先上抢位，曹老师和我护驾，沉稳的费省拿行李断后，分工极为明确。先生走路很快，看不出是70岁的老人，有时连我们都赶不上，身体素质固然是主要原因，当然也跟他多年养成的考察习惯有关。
先生究竟有什么业余爱好，我不十分清楚。只记得我们去浚县考察时，县政府特地请我们看了一场豫剧。先生靠在椅上，半眯着眼，不知是在欣赏还是在打盹，剧演完后问他感觉怎样，答曰：“很好很好！”仅此而已。
总之，在先生身上，到处散发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光芒。我忽然明白了“守望”一词的真谛，一种新的诠释：唯有耐得艰苦寂寞，才会有坚持与固守，唯有坚持固守，才会有希望与成功。这便是先生数十年坚守西安，坚守西北，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播种希望的朴素的哲学理念。先生首先以其人格品质给我们上了宝贵的一课。
当时学校旁边只有一个吴家坟村，除一家小商店、一家小饭馆外，没有什么生活娱乐设施。进城路较远，一路尘土飞扬、车马劳顿不说，除书而外也没什么可买——关键在于我们囊中羞涩。学校食堂每周只能吃两顿米饭，此外便是馒头与玉米馍，我这个南方人初来乍到，十分不适应。但我想先生也能吃苦，我为什么不能？后来终于慢慢适应，坚持下来，而且在年春重返师大读博。我和德勇至今在衣食住行方面也是不太讲究，不能说没有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人私下评论我是“老土”，这我承认，但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德勇已经享誉学林，而于生活依然故我，我还没有达到他的境界，更应该艰苦“守望”下去。
我见他阳台上养了些花草，有年暑假回校时，从成都给他带了一盆金桂、一盆银桂，虽不值钱，他却很喜欢。说来惭愧，我在先生门下侍立六年，这是唯一的敬师之礼。即便如此，当时我也是胆颤心惊，因为先生的清廉是出了名的。听说有一年某考生参加复试时送了一点礼物，先生很生气，不仅退了礼物，还作了批评。
二、薪传
一个学术流派能传上年就不错了，抵得上一个历史王朝的时间。一代人的学术生涯至多不过50年，而一个流派很难超过三代。如果一个年寿的学者晚年带一个年轻的学生，又能做到薪火相传，两代人加起来便很容易达到年。我想，我们这届硕士生大抵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当时念海师已经70高龄了，而我和德勇23岁，费省27岁。因此，我暗自庆幸，格外珍惜这段学习时光。
先生和曹老师给我们上课都非常认真，共讲了一年半，每周一次，连讲一上午，除极少特殊原因外，从不缺课。偶逢外出，也要指定曹老师在她工作单位西安师专单独为我们上课。不像现在有些教授特别是“双肩挑”教授，年龄不大，还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缺课——准确说就是逃课。
年上半年是每周二上午上课，当时先生还是副校长，有一次主持复旦大学杨宽教授的讲座，正是周二，我们也听了，按理完全可以当一堂课，但第二天先生又为我们补上了这周的课。年3月，我们已进入硕士论文写作阶段，先生还特地请杭州大学陈桥驿教授为我们上了两周课，每天连续，讲《古地理学》、《水经注研究》等专题，先生都全程陪同。
上课是在先生家里，一般情况下，是由曹老师或其他上课老师先讲某书某文或某专题，再由我们发言讨论，先生做点评、总结，最后安排下次题目。有时也要我们先讲。我们讲话时先生仰靠在沙发上目似瞑，意甚暇，不过你可得小心，冷不丁他会突然发问或指出你的问题，吓你一跳，原来先生并未睡着，而是用心在听。先生话语不多，不很健谈，但一出语即中肯綮。我在《数载追随悲立雪，不堪重忆曲江头——悼念吾师筱苏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2期）一文中已举过若干例子，兹不赘述。
先生经常为了一个地名、一个出处从书房拿出地图、原书来查，使问题迎刃而解，过程头绪容易理清，这便是在老师家里上课的好处。我保留有一张珍贵的照片，以证其事。现在大多数学校下了硬性规定，研究生课必须在教室里上，说是便于管理，其实是便于监督，看起来不尽人情，不相信老师，我开始也不赞同。现在看来，其实这样规定也没什么不好，原因之一就是可以让少数“逃课”老师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总能起一些遏制作用。
我自诩的强项是画地图、记地名，所以上课不用带地图。一次上《历史自然地理》课，为了一个涡河的地名与德勇发生了争执，先生没查地图，当下仲裁判我为胜，这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因为我其他方面都不如德勇，唯有这方面不输于他。起初我还以为先生记忆力不好，自此深服先生之记忆力，也理解了先生爱查地图、爱查原书只是出于极其严谨、极其负责的学术态度。
我们写文章，先生总是要求我们反复修改。我的处女作《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发表前就被要求修改不下五次，先是要增补史料、地图，后来又要删减字句。一次我忍不住问怎样改才能算完？先生不紧不慢地说：
“应该要做到字斟句酌，一句话能讲清楚的不要用两句，文字要精练到少了一个字便不通顺为止。”也就是说，连一个多余的字都不行。后来字减了，先生又说不通顺。我又问：
“怎样才算通顺，我看着也是通顺的呀？”
“你看着通顺还不行，要拿到没人的地方念出声来，就知道通不通了。”
我读过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这是古人对绝代佳人的衡量标准，看样子先生是把写文章当作雕琢、修饰艺术佳品一样对待。
他还说，“你写的文章怎样才算好呢？要做到放到别人（读者）的书桌上至少能摆三天。”意思是不要让读者只是翻一翻就上书架或扔了，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写文章，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自己看的。
先生对于学术，竟然严格到如此程度。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他写文章，喜欢用“应该”、“想来”等词，很少用“肯定”、“完全”之类，细揣其意，并非是模棱不定，而是一种另类严肃的学术态度，因为研究历史地理，有些结论不能不靠逻辑推理，尽管已经十分严密，但还是想留一份“万一”给将来。
为了使文献考证与逻辑推理更加站得住脚，先生大力倡导田野考察，以便互相验证，这是人所共知的“史门学派”特点之一。先生上课，经常举出一些通过实地考察纠正文献错误的例子。比如他讲《历史军事地理》时，提到著名的宋夏永乐城之战。历来的有关记载都说在今陕西省米脂县西南的永乐村，有年他到了米脂县，就想亲自去看看，有人劝阻，说是问题早已明确，到永乐村的道路又崎岖难行，找人问路都难，何必徒劳往返？先生坚持要去，先后找了三个向导才走到这个村中，他不无感慨地说：
“出乎意料之外，这个村落却是在一条小山沟之中。山沟是这样的窄狭，竟然只有三户人家。如果我作为第四户的居民，选择住地时必然会遇到相当的困难。我在一户好客的人家作客，并邀请附近别的村落的人座谈，大致有两三个钟头。这家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挑水，在我作客的过程中，只挑了三担水。原来水泉在更远的沟中。就是这样窄狭而又缺水的山沟中，当时的永乐城究竟建在什么地方？从事战争的双方五十万人怎么能容纳得下？又怎能在这里进行殊死的战斗？显然可见，历来有关的文献都是讹误的。”
有幸的是，在我求学期间，先后六次参加了先生带领的实地考察（后面将作专门回忆），不仅领悟到了实地考察的意义和乐趣，而且也学到一些方法，尽管还十分肤浅。两次奉命参加了先生筹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的会务工作，即年10月的《中国古都学会成立会暨第一次中国古都学术讨论会》和年8月的《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结识了不少学术前辈和师长、同侪，增长了学术和社会见识，锻炼了工作能力，终身难忘。
由于我资质鲁钝，且慵赖固陋，没有得到先生多少真传，但先生的薪传之道不止是针对我一个人的，不少师兄弟、师姐妹得到的比我更多，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深知自己立雪六载，也没有达到先生期许的学术修为，比如我的博士论文答辩竟搞了一整天才通过，但先生对我一向也是十分关照的。直到先生逝世，我给《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投的文章，尽管不乏浅陋之作，先生都是照登不误。先生常说：“你们要多写文章，我搞《论丛》，就是为你们这代人开辟自己的园地。”我曾看过先生早年在《禹贡》上发表的几篇关于两《唐书·地理志》互勘的文章，觉得也不太深，很难理解《禹贡》为什么会登。现在想来，当年先生也是20多岁，顾颉刚先生办《禹贡》，固然出于忧国忧民，拉萨最好的白癜风医院治疗白癜风有什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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